引言

关于是否要写这篇文章，公开我们的投资逻辑，一开始内部的争论是很激烈的，我的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代投资中国，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对于庞杂且有无数变量的经济问题，我尽量阐述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让大家得以客观地看待并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希望本文章能够让无论是创业者、从业者，还是投资人，在未来道路选择上，避免盲目或不必要的恐惧。

以史为鉴

从美国80年代的产业变迁看当今中国

8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有惊人相似的地方，都面临着整体收入增长过快，制造业成本比较优势弱化，叠加科技创新引导政策相对滞后导致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而引发的经济短期衰退的问题。下面我们简明扼要地分析美国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摆脱困境，推陈出新，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

如上表所示，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美国的人均GDP由1970年的5234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12574美元及1990年的23888美元。美国人均收入约为人均GDP的60%。而同期韩国和日本的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用工成本比较优势明显。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美国产业结构面临着很大冲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低端制造业，如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着远东低收入国家（主要为韩国，日本等）的激烈竞争，进口的服装占了市场的三分之一。为了应对进口服装、纺织品对本土服装产业日益增长的影响，美国在先进制造机器——无梭织布机等节省劳工成本的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影响是，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竞争力，但却进一步减少了工作岗位。因此，美国在1980年代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第一次是1980年1-7月制造业失去了140万个工作岗位，服务业（主要为金融业）同期却增加31万个工作岗位。紧随其后的1981年到1982年出现了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制造业失去了280万个工作岗位，占到整个制造业的10.7%。与此同时，服务业相对毫发无损，仅减少了4.5万个工作岗位。

制造业工作岗位急剧减少，凸显了外部环境对美国本土低端制造业的冲击，导致低端制造业被迫调整；同时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出台相对滞后，导致科技创新类企业不足，短期无法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进而形成因失业潮引发经济衰退的结构性问题。

为此，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调整和刺激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推陈出新”：一、“推陈”就是把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制造、组装环节外包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把品牌、设计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的创新类工作留在了国内。二、“出新”就是鼓励科技创新。

从上表我们看到真实历史背景反映的情况，同时也是经济的规律，那就是一国的劳动力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用工成本也必然上升，但工作岗位和内容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下，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弱化。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竞争力的领先地位，必然需要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来支持和引导科技创新，维持其竞争力；同时势必要把一些低附加值的生产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外部，将有限的劳动力用于更高附加值的工作环节上。这也就形成了后来我们常说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主要反映高附加值的环节通常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研发创新和下游的品牌运作，而中间组装加工环节附加值较低，如下图所示。

低端产业链转移的结果对于离岸外包的发包国来讲，好处显而易见。据摩根士丹利统计数据显示，在80-90年代，离岸外包所生产的廉价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约6000亿美金，这些节省下来的支出为美联储提供了更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水平的条件，降低了整体社会资金使用成本，为居民创造了更多的消费力，使其更愿意尝试非必需品的消费，促使了本国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为企业的创新提供了更多资金。

在“新经济”方面，鼓励科技创新法案的出台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结果也已经在10多年后的2000年，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浪潮、科技浪潮方式显现，且延续至今。新的科学技术不仅促进了新兴产业发展，还帮助改造了传统产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传统企业的衰落，使部分失去竞争力的企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虽然现在回看历史，所有人都觉得清晰透彻，但在政策出台的当时，市场依然对“新经济”未来前景不太乐观，对“旧经济”不愿放弃，就如今天的中国一样，很多人误认为房地产依然会是未来的支柱产业。参考美国80-90年代的房地产危机就会发现，当社会处于新旧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房地产虽然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刚需品，也会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受到巨大的冲击。旧有产业的衰退和落寞，新兴产业建立的滞后，从一定程度上引发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看美国80-90年代房地产具体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又需要多久时间才恢复，是我们今天最具借鉴意义的地方之一。

在具体展示下例历史数据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房地产崩溃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崩溃是断崖式的下跌，下跌越大，崩溃就越严重，例如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和08年金融危机。第二种崩溃则不太明显，而是通过萧条持续时间来体现。一些地方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房地产的价格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恢复到当初购买时的高点。我认为中国属于第二种。

下列表图反映了在80-90年代，美国部分中心城市因为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引发的房地产危机。

转型中的中国

当前中国“新经济”与“旧经济”的问题

如同美国80-90年代所经历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如今中国也经历着经济水平整体提升的同时用工成本也被动上升，低附加值产业链环节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必然往高端制造方向调整的阶段。据我们的观察，中国当下的状况总的来讲是大家对“新经济”方向还没有看清，预期不明朗，所以投资信心不足；其次在新经济尚未发展起来之时，对现有产业链向外转移过于悲观。同时，对“旧经济”还没死心。

关于大家对当前“新经济”转型过程持悲观态度，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信息不全面。另外一个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放在后面来讲。

关于信息不全导致的问题我们可举一例考察，如网络上热议的大量低端制造业转移至东南亚越南等地，本土制造业遭受冲击，其真实情况则无需过多担心。据越南统计局显示：2022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提升至6.42%，完成的名义GDP达到了1900亿美元。对外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金额3711.7亿美元，同比上涨16.4%。其中，出口1859.4亿美元，进口1852.3亿美元，贸易顺差仅约为7.1亿美元。而同期，仅广东进出口总额就达到6085亿美元，同比上涨3.8%，出口3840亿美元，进口2244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596亿美元，越南仅为其零头。而仅2022年1-7月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额就达到了422亿美元。从以上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越南大量的生产要素需从中国进口，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低端产业链承接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虽然有产业转移的趋势，但其转移过程实则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短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具体时间取决于当地的政治、政策、基础设施、工会以及文化等等，就像当初加入WTO的中国，从2000年发展到现在也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关于低端产业链的转移和变迁，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雁行模型看出来特定经济体往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把低端产业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作为当前世界秩序下被多次验证的经济规律，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一些启示。

随着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加速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在这期间，由于中国在人工成本和管理体制上的天然优势，在2000年后的近20年里全球没有可与中国在初级、中级制造业匹敌的经济体。随着经验的积累，本土市场对技术的反哺和打磨，进一步巩固了整体产业链成熟度和集群的优势，工业化水平在中国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伴随着产业链的成熟，中国的GDP也由2000年的12113亿美元（2920美元/人），上升到2010年的60871亿美元（9253美元/人），和2020年的147227亿美元（17204美元/人），中国的平均薪酬约为GDP的48%，达到了约700美元/月，而同期的印度和越南平均月薪只有200和250美元，相当于中国约2000年时代（22年前）的水平。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规律“经济水平整体提升的同时用工成本也必然上升”，那中国产业结构无论从时代的大背景还是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说，都到了必须要调整的状态。所以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中国的产业结构既有被动的被周边新兴国家承接，也有主动走出去到越南、印度、柬埔寨等投资的情况。

这样的调整过程就是我们上面雁行模式和微笑曲线所展示的，特定经济体通往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必须把低附加值产业“外包” 出去，从而腾挪出更多的劳动力参与高质量发展，为整体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条件和基础。

另外，很多人对“旧经济”还没死心的问题。我们以房地产为例，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的转向。关于产业政策，那就是“房住不炒”出台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内在逻辑，无论是在全局经济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城市化进程方面，还是金融脱实向虚致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化等方面，都有其政策出台调控的必要性。主要目的是针对老百姓把买房等于存钱的偏激思路纠正过来，若不能纠偏，按照原本的趋势演化下去，让房地产的功能不再是居住，而是一种可以保值增值的金融资产，那我们就会重新走进80-90年代美国、日本房地产泡沫崩盘的老路。而截至2020年中国社科院统计，中国家庭近70%的资产都在房地产里面，到时候大量的资产跟着泡沫一起破灭，是无法承受的风险。为了避免这样悲剧发生，把房地产的潜在风险控制到最小的可承受范围，于是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上面所讲的“房住不炒”的政策。以此逐年调整家庭资产结构，到一个更健康的状态，规避在极端情况下的系统性风险。

为了在更多维度上建立宏观视角和分析，看清来龙去脉，我们整理了1998年以来到2022年的房地产主要政策。

关于产业政策方面，通过政策转向的2016年前后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是如何从鼓励发展到控制（注意：不是限制）发展的。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转向。如果说房地产的产业政策是战略，那货币政策则是真金白银的战略执行者。我们经常讲一个观点，“资本的流向决定了产业的兴衰”，那么对于政府到底支不支持房地产行业，是喊口号还是真落实，我们可以从货币政策和投放流向来考察其决心。如下表：

通过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房地产不再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这样的长效政策也把房地产的投机属性去掉，使其不再具有短期炒作的价值，回归到房地产居住的本质上来。目的是让大部分的资金不在这里停留，而另外寻求新的出路——“新经济”。

从上图表我们可以看出，在2016年前，除2009-2010年受金融危机后续影响不作为参考外，从2011年到2016年，M2（广义货币）的投放和房地产的贷款规模呈现了高度的相关性，M2起到了支撑的作用。但从2016年开始M2和房地产贷款增速的一致性明显出现了分歧，M2增速相对稳定的同时，房地产贷款增速在18年到22年6月期间急速下滑，可以看出来，受政策调控影响，M2进入房地产明显受阻，改道流向了其他产业。

总结起来，过去房地产的繁荣一方面是货币政策不受限制，投放非常充裕，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有真实需求，产业政策因势利导。但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城市化进程进入末期，大部分刚性需求住房基本得到保障，为了抑制在这期间产生的投机行为导致资产泡沫化，“房住不炒”的一揽子政策落地，在产业和货币两个政策调控上双管齐下，前者促使产业结构往不依赖单一产业的市场发展，后者定向投放只解决刚需。这样的调控既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也彰显了高层调控产业结构的决心。

至于房地产行业最终会怎么发展，我们认为主要看一个指标，即政府的财政收入什么时候不再依赖土地财政，中国的房地产改革就基本上算到达阶段性的里程碑。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房地产税占美国政府总收入12%左右，日本为16%左右，而中国现在常年高达40%以上。但我们认为要到达接近成熟市场的状态，调整还需要至少10年时间。这里我们顺便可以预测房产税的出台条件，当房地产整体交易环节的税率接近于国际水平或者算下来接近“房产税”出台后的水平的时候，从更长远的发展和财政税收需要，“房产税”就真正具备了出台的条件。但在这调整完成之前，绝大部分地方的房地产的价值都会经历去泡沫化的价值调整过程（特别中心区域除外）。

最后我想在本部分结尾前，关于大家对当前“新经济”转型过程持悲观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谈谈我的看法。我之所以认为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人性”决定了我们的投资或实践倾向。作为人来讲，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不仅仅对未来的事物因为充满不确定性而恐惧，仅对我们身边的事物，如果我们未曾做过，也会因对其成功率的不确定而感到不安。例如我们的工作时间积累给我们相应能力的提升带来经验，经验积累提高自信，消除不安。但这是一个纵向的经验，若更换成新的领域或工作，那不安的情绪又会出现。更何况现在的时代和形势已大不同从前，就如同以前依靠教育培训或者房地产赚钱的人，能力和信心都在这个纵向的范围里，但要跳出原有的能力范围开拓新的领域，通常是需要超越常人的敏锐洞察力和巨大勇气的，因而通常情况是被环境倒逼而离开之前熟悉的领域。

可预见的未来

从产业链比重看中国未来之路

首先要讲明什么是产业链，产业链是人类社会进步专业化分工的结果，链条上的所有环节加起来才可能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产品。在我看来，现代的产业链就是“生产要素”的每一个环节。不同于以往的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再是锅碗瓢盆的“生产要素”钢或铁以及炭火和人工，而是一个个、一组组精密度极高的复合加工体，其中附加值最高者为高端“芯片”“电机”“发动机”等。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科技型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多，例如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视、洗衣机、电脑、手机等，人类社会文明已经在多个维度上超越农耕文明往现代化迈进，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形与势。在此趋势之下谁拥有的产业链比重越高以及链中不可替代的环节越多，那么定价权就掌握在谁的手上，换句话说谁就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产业链比重的提升，特别是高附加值环节占比的提升，在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其影响和意义深远。

这里要特别说明所谓“大国崛起”并非指在各方面都能全球第一，超越任何国家，而是指在全球经济体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需要被世界上的大部分经济体所依赖，所需要。国家变得富有后，可以为本国人民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例如免费医疗、养老、教育、最低收入保障等，让一国的民众不再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困扰，从而腾出精力追求更高的目标，增强一国的综合竞争力，进而能够引领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政治创新等，为人类文明开创新的时代。

我们考察中国产业链现状，从宏观上来看中国产业链比重在近些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产业链地位已经从最初的低附加值过渡到中附加值，小部分产业链已经进入高附加值部分，但核心领域仍充满挑战，却并非毫无希望。本公司成立8年以来，我们在拟投资项目筛选过程中发现大量优秀的企业能够突破技术封锁，但因为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导致这些企业无法得到市场的青睐，例如前面讲的大量资金投机房地产，把房地产作为资本无限增值的金融产品。再例如2012年前后，用工成本尚具备竞争力，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往产业链上游延伸的迫切需要，美国也没有感受到来自拥有全产业链制造业大国的威胁，未对中国采取任何科技创新类限制或制裁，因此这些企业所持有的知识产权技术未被重视和关注。到2015年中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叠加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优先”政策，直到引发“中兴”、“华为”制裁事件，让中国的战略竞争意图暴露在大众视野之下，这些拥有突破技术封锁潜力的企业才被普遍重视。

下面我们整理了“苹果手机”、“特斯拉电动车”与“大疆无人机”三个分别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来反映中国的产业链水平。

#1

在2021年苹果公布的2020年200家供应商清单中，中国大陆占了51家，超过25%，数量上排名第一。然而目前中国企业供应的更多是结构件、外壳包装等非核心组件，苹果的核心技术如各种关键芯片和传感器的提供商主要仍为美日韩企业。但是，中国已在核心的存储芯片环节有所突破，“兆易创新”和“长江存储”已进入苹果供应链。根据研究，目前中国企业在苹果产业链上提供的价值约占15%-20%。

#2

特斯拉上海工厂2021年全年交付电动车48.4万辆，占据全球交付量的51.7%，并且上海工厂中的1/3出口海外。特斯拉上海工厂产能独树一帜，已然成为特斯拉全球生产、销售中心，其中大部分零件都由中国制造。以特斯拉Model3为例，制造环节共分为5个部分：动力系统、电子控制、车身底盘、内饰以及其他。其中国产化速度最快的是车身、底盘结构件、内外饰部分，其次在核心环节——动力系统中也大有突破。尚未国产化率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关键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方面。Model3的生产成本在19-20万元，尚未国产化的零部件总价值在30000元左右，综上情况，特斯拉的国产化已达到80%-85%左右。

#3

中国在“新经济”突破方面，无人机领域尤为突出，也让我们看到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希望。无人机是一种可比肩特斯拉的，凭空创造的革命性产品。大疆创新公司占据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领域70%以上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无人机结构主要分为4个部分：动力系统、飞行控制系统、摄像监控系统和机体结构件，价值占比分别为30%、30%、30%、10%。目前在动力系统和机体结构部分已实现完全国产化，在部分关键环节，如内存和电源管理芯片上也已实现国产化，但在核心的主控芯片上尚未实现突破。综合来看，目前大疆无人机的国产化率在60-70%。

除开大疆这样的无人飞行器公司，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等都实现了较大的国产自主化率，未来也会有巨头诞生。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制造在产业链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长为全球产业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产业链的进步与消费市场的支撑让中国与全球经济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未来，随着中国崛起，美国的高端产业生存空间受到威胁和挤压，科技方面的对抗在所难免，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一国奋起向中高端产业发起冲击，另一国则通过全球已建立的秩序和优势来防止被追赶或超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未来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不可回避。所以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如何让地方政府、资本、高校等支持实体企业，为科技创新、和平竞争创造最坚实的基础，我们在上至中央及部委会议，下至地方政府以及行政文件、宣传中已经可见一斑了。

我们对未来的投资建议

中国的时代性机会

一方面，从科技创新进程来看，人类近代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科技变革，第一次是工业革命，第二次是2000年的信息革命。后续新的发明和创造都是在前面的大基础上修修补补，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随着战后和平年代到来，信息技术的普及，资本、贸易、人才等流动的加速，让全球信息、科技同步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对全人类来讲无疑是好事情，但这也导致一些有先发优势的国家，如美国的比较优势弱化，有被中国追平的潜在担忧。最直观的数据是上市公司数量减少：1995年美国还有7487家上市公司，到2019年下降为4266家，24年减少了3261家，近10年平均每年本土上市公司数量不到200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技术突破带来的可应用场景被充分开发，导致科技创新企业数量增速降低，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被迫退市或被并购。而中国在1995年时只有323家上市公司，到2019年是3777家，增加了3454家，特别是最近两年，随着经济结构改革的效果逐渐显现，2020年、2021年的新增上市公司更是达到了434和524家，创下了历史记录。

另一方面，从市场来看，中国有别于美国之前的竞争对手，日本、苏联等，本质的区别在于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从总体购买力来看，在2016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虽然人均购买力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差距正在逐年缩小。因此，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为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提供了难以匹敌的竞争力——无论商品在哪国生产，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都是绕不开的利益链条，且目前我们并没看到更有竞争力的对手。如下图所示：2016年中国购买力超过美国，相当于5个日本或3个印度。

拥抱“新经济”不要被时代抛弃。

直接融资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模式, 我们正处在间接融资往直接融资快速发展此消彼长的时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融资方式单一，中小企业融资难且贵，企业想要发展，获取发展资金的几乎唯一方式就是向银行借款，而银行借款的前提通常是借款人必须要提供一定的抵押物，这样的金融支持模式和今天的“新经济”发展天然存在矛盾。之所以存在天然矛盾，我这里把“间接融资”的问题稍微讲得详细一点，最核心的问题是因为银行的钱主要来源于储户，储户默认存银行的钱是无风险的存款（理财产品除外），银行拿储户的钱去借款赚取利差以此获利，最后收回本金和利息，所以银行是不愿承受任何风险的，也不能承担任何风险，因为这个钱最终要还给储户，还不上就要破产。因此，银行的风控条件和借款前提是借款人有绝对的还款能力。

而“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创新，创新来源于智慧，智慧凝聚成知识产权，因此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既然开始于无，那自然没有可提供给银行的抵押物，也就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过去的金融支持模式天然的无法支持“新经济”发展，这是金融模式的局限性。所以为了顺应时代的变迁，支持“新经济”的发展，“直接融资”登上历史的舞台，并且我们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主要对实业支持的金融方式，因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而“直接融资”的方式和创新最匹配的原因在于和企业共同承担了风险的同时也获取了同等的回报，这给予了风险和回报对等的地位，是市场经济公平协商的结果，是创业者和投资人双方能接受的安排。

另外，值得重点关注的是，作为“直接融资”获利退出最主要的渠道——资本市场，即将迎来中国建国以来最繁荣的时期，这归功于制度性突破。为支持创新而改革的中国资本市场，在2020年后迎来了重大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实行股票注册制”和“退市常态化”机制建立。如前面所讲，2020年和2021年，新上市的公司为434家和524家，前10年均值为200家，退市的公司18家和20家，均达到了历史之最，可见制度改革已初见成效。股票注册制的实施降低了企业上市的门槛，但同时加强了进门后的规范，强调的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内控管理，和欧美等成熟资本市场条件相当。退市常态化机制的建立是为了让一些不再符合当下时代的企业要么寻求转型，要么退出资本市场，让有限的资本去支持更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的企业，一进一出，保障了资本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把上市公司的市值、股票定价权还给市场参与者，最终目的是借助市场力量让金融更充分的为创新服务。

最后，我们观察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发展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近20年，直接融资比重不断由2002年的4.9%上升到2021年的14.45%，间接融资与此相反，比重则由2002年95.1%下降到2021年85.55%。特别是在近3年，资本市场板块的增长超越史上任何时期，直接融资由2019年的3479亿上升到2020年8923亿，2021年的12400亿，此前平均数值为每年3000-4000亿。直接融资的比重虽然加速上升，但离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差距较大（美国2002年为75%，2021年为78%，且还在上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可被释放。

对未来的投资建议

股权投资是投资者参与并享受“新经济”发展红利的主要方式。

说到投资，就要站在大周期的角度来考虑，才不会局限于一时一域。放眼全球，纵观历史，我们正经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全球经济体系新一轮解构和建构的大周期，而正如前文讨论，中国是这个周期中最具发展潜力且投资机会最多的地方。无论是消费能力提升还是制度性改革，均带来了又一次时代性红利。我们过去以来投资的项目，近半数（7个）成功IPO也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开启。在一些“旧经济”行业下行的同时，代表“新经济”行业的项目，为我们创造了平均年化回报率超90.72%的佳绩。这是时代性红利，类似上个时代的房地产红利，它可以属于每个人。而股权投资，正是当前人们能够参与并享受“新经济”发展红利的主要方式。

对于股权投资（含风险投资），一般人存在的认识误区，比如普遍认为风险极高，是博概率的事情；资本有亏损承受能力，用一个成功项目的高收益去覆盖其他失败项目的成本。我想给大家澄清的是，第一，风险投资并无大风险。这是因为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在投资前已经对技术、市场、团队等风险用科学的方式排除掉了，最后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只是小概率事件，例如创始人生命安全、自然灾害。专业投资公司与一般投资人好比奥运乒乓运动员和路人的区别，同台竞技，路人毫无胜算。专业的投资公司对于信息的理解和分析有独到的方法，举两个例子，一种是“有意信息”，另一种是“无意信息”。“有意信息”是指直接获取接收的信息例如看到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知道今天晚上要下雨；“无意信息”是指结合客观条件和因素通过逻辑分析得出的确切结论，例如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又黑又厚，地面气压变低，呼吸变得困难，还伴有大风，那可以肯定即将下雨。后者通过观察、信息搜集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虽然过程相比前者显得复杂，但对于我们预判未来并进行投资是必要逻辑条件。所以，好的投资决策不是赌博，而是知道明天晴或雨的提前安排，是可预见的未来。

第二，越专业的公司对风险越厌恶。投资不是零和博弈，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资本财大气粗，投资10个项目只要成功1个就算胜利。反而越专业的公司越是平等对待每个项目，每个项目投资的背后都有其深刻逻辑，在未来某一时刻被验证。

第三，专业的投资公司不被短期市场情绪左右。股权投资是长期主义，不是机会主义，投资的目的是加快对潜在价值的释放。我们不在乎短期的市场情绪，相反还可以对市场短期的恐惧和贪婪等情绪加以利用。例如，三聚氰胺事件，政策出台了对奶制品行业史无前例的规范，因此整个奶制品行业当期活力降至冰点。市场被恐惧情绪主导，引发恐慌性抛售，中国最大的两家乳制品企业股价急速下跌90%。但当时很少有人去站在长期的角度思考，5年、10年或20年后，乳制品行业是否会消失？答案显而易见，那接下来就该研究如何通过一场“危机”来创造财富，我们需要的是抓住它，而不是坐等机会流逝，疫情亦同理。

历史的进程永远和时间同步，滚滚向前不会停留。我们要学会理解并承认创新和毁灭是历史进程的具体表现，是事物发展的一体两面，有创新就有毁灭，有“新经济”繁荣就有“旧经济”衰退。发明了数码相机，消灭了胶卷；发明了汽车，消灭了马车；发明了网络传媒，消灭了报纸…不胜枚举。这种主动和被动的选择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们用更宏观的视野会看得更清楚。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愿意尝试新的生活方式，新一届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会更符合当下的时代。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负担，他们爱消费、爱刺激、爱体验、爱创新，一往无前地推动着社会发展。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时代正无声无息地迈步向前。分享以上内容，和我们投资以来的这些经验，是希望帮助到读者无论在何时，面对什么环境和未来，不盲目，不恐惧，有从容面对一切不确定的能力和勇气。

贺庆

临云资本 董事长

2022年10月